《三国志》“裴注”的真实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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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桂向明先生曾有大作《说正》一文在《文汇读书周报》（2002年8月30日）发表，其开头说：《三国演义》第一百十九回写司马昭宴请刘后主一段描写虽然十分传神，但却“疑心这是小说家笔下虚构，把阿斗写得如此不堪，活像耍猴……于此可见，‘乐不思蜀只能是罗贯中先生的杜撰”。

　　这个结论下得未免有些武断，事实上它并非出于小说家的杜撰，而是明显取自《三国志·蜀书·后主传》裴松之注引习凿齿《汉晋春秋》中的一段文字。对此，吴小如先生在《定讹传信二题》（《文汇读书周报》2002年9月27日）一文中已予指出：“《三国演义》记刘禅事有依据……所描绘的内容说它有艺术加工成分则可，说它是小说家虚构则近于深文周纳。”“桂文论证甚有见地，而开头一段难免被指为白圭之玷。”

　　本来这一不成问题的问题的讨论至此已可结束，孰料桂先生颇不以为然，只承认自己的文章仅仅是一处“疏忽”，认为吴先生说“深文周纳”和“白圭之玷”显然是言重了（见《文汇读书周报》2002年10月25日《答吴小如先生》）。噫！是何言也？窃以为“深文周纳”近于言重，而“白圭之玷”则难辞其咎。夫白圭之玷者，白玉微瑕之谓也。吴老先生的指教是很诚恳的，即使算作批评也是很算宽容，而桂先生竟毫不客气地加以拒绝，还在主观上很可笑地认为自己文章存在的缺点是比“白圭之玷”还要不值一提的“疏忽”，真不知道为何如此糊涂不堪？疏忽导致的后果有大有小，大者可以“全军覆灭”，而桂文的一处“疏忽”确乎类似此种疏忽，显然这是疏忽不得的“疏忽”——试想，如果立论的根据是虚假的，其结论还能站得住脚吗？

　　众所周知，读书一般都要读注，这是最起码的方法问题，何况裴松之的《三国志》注比起一般史书的注释来更有其特殊之价值，它的资料之罕见和信息之丰赡，可以补充《三国志》正史一味求“简约”而导致的诸多不足，因此更不能“疏忽”不读，从章太炎到毛泽东都指出了这一点（见1993年12月20日《光明日报》），否则就很难写好与《三国志》研究有关的文章，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倘若不是没有读过裴松之注，那么明明知道有《汉晋春秋》的记载，为什么不重视这一资料并且很好地加以引用和研究呢？明明已经有人著文指出这一点，却又不肯虚心接受，这就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了。

　　上面两点疑问只是题外之话，我很不愿意说出作者会存在读书的方法和做学问的态度的问题。但是，由吴、桂两先生文章的引发，却使我想到应该顺便小议一下《三国志》裴注的历史真实性问题，这是我们共同关注的话题的“关键”。

　　裴松之为《三国志》作注约完成于宋（南朝）元嘉六年（429），其时离开陈寿去世130余年。作注所引用的资料多为魏晋人著作，且多达200余种。裴松之对这些引用的资料，按其《上〈三国志注〉表》所述，采取了四种方法：一、“寿所不载，事宜存录者，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”；二、“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，或出事本异，疑不能判，并皆抄内以备异闻”；三、“纰缪显然，言不附理，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”；四、“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，颇以愚意有所论辨”。从这四种处理方法可以看出，裴松之对所引用的资料相当谨慎，并且时时注意以真实为其出发点。而上引《汉晋春秋》一条，裴松之并未下注指出它的乖谬之处而加以矫正或论辨，可见其史料基本是可信的。

　　再从其引用的史料与范晔《后汉书》中相同篇章的比较看，如袁绍、袁术、刘表、吕布等传记，除了详略而外，几乎没有不同，由此亦可见出其真实性。例如：

　　汉献帝初平二年（191）冬，袁绍与公孙瓒合战于广宗界桥。绍令部将麴义领精兵八百，强弩千张，大败公孙瓒所部兵三万。绍闻瓒已破，于是发鞍息马，不为设备，仅留强弩数十张、大戟士百许人守卫。不意瓒散兵二千馀骑卒至，围绍数重，射矢如雨。绍部属田丰护其逃入空垣，绍脱兜鍪抵地曰：“大丈夫当前斗死，而反逃垣墙间邪？”乃促使诸弩竟发，多射伤瓒骑。众不知是绍，颇稍引退。会麴义来迎，瓒骑乃散，绍因得免。

　　这一段历史，《三国志·魏书·袁绍传》注引《英雄记》前后用约400字以叙述之，而《后汉书·袁绍列传》也同样记述了此一史事，资料显然来源于前者，而所叙事件之经过、人物及其语言完全一样，唯详略有所不同（后者仅用250字）。由此可见裴注所引史料的价值。这一类例子很多，为节省篇幅，恕不一一说明。

　　当然，这样说并不等于讲《三国志》裴注就没有因作者“嗜奇爱博”而带来的负面效应，如“颇伤芜杂”、“凿空语怪”等。对此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已经列举引用《搜神记》、《异林》、《列异传》等志怪小说“凡十馀处，悉与本事无关，而深於史法有碍，殊为瑕”的现象。事实上，笔者经过粗略批校，引书中此类情况远远不止10余处，仅《吴书》引《搜神记》就有7处。另外如《蜀书·先主传》、《蜀书·麋竺传》、《吴书·士燮传》、《吴书·吴范传》等皆引葛洪《神仙传》（此为《提要》所未述及）。而《蜀书·先主传》引《蜀本纪》曰“武都有丈夫化为女子，颜色美好，盖山精也”；《吴书·吕岱传》引《交广记》曰“其人后故至东海，取虾须长四丈四尺，封以示脩，脩乃服之”，以及诸书所引《越绝书》、《抱朴子》等中荒诞不经之处所在多有。但是，一方面在200余种引书和接近《三国志》正史的容量中，这些基本上影响不了它的史料价值；另一方面引书的性质原本不同，更不可视为一类，混为一谈。正如《提要》所评价的：裴注“网罗繁富，凡六朝旧籍、今所不传者，尚一一见其略。又多首尾完具，不似郦道元《水经注》、李善《文选注》皆剪裁割裂之文。故考证之家，取材不竭，转相引据者，反多於陈寿本书焉”。其中，转相引据得最多的当首数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；——更其重要的乃在于“转相引据”，而非论者所谓的“虚构”或“杜撰”。